参与研学的学生

“参加研学是有学分的”，日前，深圳市第三高级中学有学生家长反映学校组织外出研学不仅费用高，学校还通过与学分挂钩进行变相强制，南都·奥一新闻暗访发现，研学机构存在“可以向家长报高价，而实际向家委收取低费用”的情况，深圳市教育局2020年针对研学的一份实施方案在意见征求三年后一直未落地，草案曾明确“应确保家长在研学路线、收费标准、承接机构方面的知情权和参与权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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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了张屠户，难道还真的得吃带毛猪？研学这种事并不新鲜，不是非得通过文件才能形成规范。可以想见，深圳市教育局针对本地中小学研学实践拟出台的实施方案，各项细节可能会更为详尽、周全。但在此之前，特别是在具体城市的实施方案三年难产的情况下，研学就完全没法操作、无据可依？

事实上，从2013年教育部首次提出“研学旅行”概念，到2016年11月，教育部联合多部门出台《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》，研学实践活动的基本规范可以说已具雏形。而在该文件中，就明确要求“规范研学旅行组织管理”，提到要“通过家长委员会、致家长的一封信或召开家长会等形式”保障家长对研学活动的知情参与，文件同时强调研学活动的公益性原则，明示“不得开展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性创收，对贫困家庭学生要减免费用”。

在地方性的实施方案迟迟没有出台的前提下，就应当遵循国家层面的规范意旨，而且如果“下位法”有违“上位法”的具体规范，也同样会因为等级差异而失效，这是最基本的规范效力规则。

所以说，即便真的出现地域性的实施方案迟迟不见落地的状况，也绝不意味着最基本的程序规范、权利保障就少了依据。家长在研学活动的组织、成行过程中，是否能知情和参与，而不仅是埋单，关键在于更大层面的家校互动氛围、机制是否健全和有效。

毋庸讳言，研学活动对哪一方来说都是块不小的蛋糕，里面不可避免地存在诸种利益牵绊，选谁不选谁，在哪个环节、哪个人那里过一手，包括具体定多少钱等等，都是个非常有讲究、有门道的问题。而据南都·奥一新闻的调查，在深圳热门的湖南研学旅行，相似的研学路线及时间，有的学校1000多元，也有学校则2000多元，而更有研学机构表示“可以在给家长的通知书上写一个较高的价格，而向家委实际收取较低价格”。

按照此番引发争议的“深圳三高”的回应，不仅研学旅行自愿参加，而且“学校全程不参与细节商讨，收费等问题由家委负责”，这个说法也非常符合很多涉家校争议事务的常规切口。而家长对家委会的行为表达异议，可能也是涉事家长群体的参与意识、权利意识的反映。

家委会在家校互动中的角色尴尬，按理说，家委会的民主化议事规程，对身在其中的家长群体而言，从来不是无关紧要，不该只在出现纠纷、引发热议的时候才想起来。家委会不是个别家长维护校方关系的工具，家委会作为学校诸多具体事务的对接、承办主体，其代表学生、家长权益与校方交涉的功能不能自我弱化。

作为家校互动的重要载体和依靠，家委会的具体行为、决策方式以及议事氛围，对学生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。教育不只在课堂，教育也发生在学校生活的细枝末节。有样学样，你怎样，孩子们也会耳濡目染，体会和见证暗箱操作的社会现实，他们接受到那些扭曲的价值观。研学可能还没出发，但教育却已然在路上……

无论是从研学的初衷、家校良性互动，还是公共议事规则以及教育的本质来说，研学这块蛋糕，都是切得尽量体面点比较好。